那栋百货大楼搁置了多少年？县里不是没想过要把它重新开起来，可财政账上那点钱，能保住工资、能维持日常运转就已经捉襟见肘了，哪还有余力去搞那么大一个装修工程？

曹县长沉默了好几秒，才放下搪瓷缸子，抬起头看着张家栋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：

“张家栋同志……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张家栋笑了：“曹县长，我什么时候跟您说过假话？”

曹县长靠在沙发靠背上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那口气里有意外、有欣慰，也有一丝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感动。

他转过头，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郑秘书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一种相似的情绪。

郑秘书扶了扶眼镜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：

“张家栋同志……您可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。”

张家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目光沉静而笃定：

“曹县长——咱们县里的老百姓，也该有一个像样的百货中心了。”

在1985年，一座普通的县城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百货中心，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。

那个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虽然已经吹遍了大江南北，可真正能在县城里看到一座像模像样的百货大楼——那还是极少数地方才有的光景。

北方的大多数县城里，老百姓买日用百货，还是得去供销社。几排玻璃柜台，后面站着穿蓝布围裙的营业员，布匹、肥皂、火柴、暖水瓶，一目了然。

要买件像样的衣裳，得去市里；要买电视机、洗衣机这种大件儿，得托人从省城捎回来，还得凭票。

而南方那些率先开放的城市，早已不是这般光景了。

广州、深圳、厦门——这些走在改革开放最前头的地方，已经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新式百货商场。高大的玻璃橱窗，明亮的日光灯，商品摆在开放式的货架上，顾客可以自己走进去看、自己伸手摸，再也不用隔着柜台跟营业员喊话了。

那一排排整整齐齐的货架上，不光有国产的，还开始出现贴着洋文商标的进口商品——日本的电器、瑞士的手表、美国的化妆品。商场里播放邓丽君的《小城故事》或者张蔷的新歌，年轻人们穿着时髦的衣裳，三五成群地在里面逛，一逛就是一下午。

可这样的光景，在北方的大多数县城里，还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。

张家栋他们县也是如此。

县中心那栋百货大楼，地基早就打好了，主体结构也早已完工，可自打几年前因为资金短缺停工以后，就一直那么空荡荡地立在那里。灰色的水泥外墙在风吹日晒中慢慢变旧、变脏，几扇没装玻璃的窗口像空洞的眼睛，望着县里来来往往的行人。

每次路过那里，张家栋都会多看它几眼。

他知道——这栋楼代表的，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物的死活。

它代表的是这个县里几万老百姓，能不能在家门口就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，能不能像大城市的居民那样，在下班后或者周末，带着家人去逛逛商场、挑选心仪的东西。

它代表的是这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，能否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……

郑秘书坐在一旁，听着张家栋这番话，心里早已有了同感。他放下手里的暖水瓶，扶了扶眼镜，接过话头：

“张家栋同志这话倒是说到点子上了。咱们县这两年，搭着合作社的东风，老百姓的收入确实涨了一截。别的不说——就说你们服装厂那几百号女工，一个月工资加奖金，少说也能拿到百十来块。那些在农贸市场、批发市场做买卖的个体户，收入更是比前几年翻了好几番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要论综合消费能力，咱们县现在的老百姓，可真不一定输给市区里那些吃商品粮的工人师傅。”

曹县长闻言，缓缓点了点头，目光落在窗外那栋灰扑扑的百货大楼上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开口说话：

“郑秘书说的没错。这两年，咱们县老百姓兜里的钱，确实比以前多了不少。逢年过节，街上的人流比前几年热闹多了。可你们有没有想过——钱是有了，可他们拿着钱，能在咱们县里买到什么？”

他转过头来，目光在张家栋和郑秘书脸上扫过，语气里带着一种沉沉的认真：“买件像样的衣裳，得去青岛市区；买个电视机、洗衣机，得托人从省城带。咱们县里连个像样的百货商场都没有，老百姓手里有钱，却花不出去。这不是怪事吗？”

郑秘书点了点头，随即又微微皱起眉头：“可曹县长——既然老百姓有需求，您怎么一直没拍板把这栋楼重新开起来呢？”